南京中医药大学被称作现代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是因为在现代高等中医教育的起步阶段，除向各地中医学院输送了一批师资外，更重要的是在我校诞生了最早的医药院校使用的中医药学统一教材以及现代中国最好的中医药工具书。主持其事的便是光荣的中医药文献研究所的前辈们。今天，在学校发展的新时期，有必要重温我校中医药文献研究所前辈们的辉煌业绩，以这批最优秀的导师作为我们的榜样。

1. 首编教材开新天

半个世纪前，新中国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为应对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必须动员全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党和政府提出中西医要团结合作，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而努力，一方面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一方面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在这个背景下，各地办起了中医进修学校，开展中医教育；同时也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可是无论是中医进修提高，还是西医学习中医，都缺乏合适的教材。古代医籍全为文言，加之医理深奥，连一些基础较差的中医读之也觉难解，对于西医来说就更成为拦路虎了，因此不适合直接作为教材。而中医学又历来学派纷呈，各有所见。如何在古今各家学说中提炼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及临床医学的主体和精华，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构成一个整体，反映中医药学体系的基本面貌，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卫生部于1957年指定当时在办学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江苏中医学校承担教材的编写工作，学校立即抽调骨干教师组成教材编写组（即今日中医药文献研究所的前身），由吴贻谷先生为组长主持编写工作。吴贻谷先生是后来首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我校四个专家之一，也是我校首批入选中国科协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的唯一一位专家。当时吴贻谷先生领导编写组的同志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团结奋斗，夜以继日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终于在1958年国庆节前夕，近百万字的《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编修完毕，成为新中国高等医药院校及普及、传播中医的正规教材。同时吴贻谷先生还主持编写了供中等医药学校使用的《中医学纲要》和《中药学纲要》。这批教材的质量如何，是否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当时《健康报》专门对《中医学概论》的出版进行了评论，认为“本书从理论到实际概括了中医学术的全貌，贯彻中医整体思想……，在指导临床实际上突出地显示出理论的指导作用，把中医学术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法则，也就是将中医的理、法、方、药的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概括的叙述和分析，克服了古今各家的偏见，把读者引到学习中医的正确方向，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将使西医学习中医，医学院校增加中医课……教材困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并指出：“《中医学概论》的出版，……是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一个巨大胜利，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促进中西医合流，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初版《中医学概论》，经一学期的试用后，于1959年初全面征求了各教学单位的意见，由吴贻谷主持修订，并经卫生部直接组织初审与复审，草拟了教学大纲，当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这批教材尤其是《中医学概论》的编写与出版，不仅成为高等医药院校首批统一中医教材，而且被广大中医温课和中医带徒用作参考读物，在全国医学界产生极大反响，据不完全统计，《中医学概论》初版、再版，各地先后印刷数十次，发行量累计达100万册以上，日本也翻译了此书。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医学基本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就是《中医学概论》明确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吴贻谷先生强调教材编写要着眼于中医学理论的系统研究与总结，使学习者能够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中医学，用以指导实践。他认为古代医学中“人与天地相应”的有关叙述，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整体观念极其重要的部分，但在古典医著里只有散在的记载，有的文简义深，说理不清，有的夹杂唯心主义色彩，难以令人信服，在医疗实践中也显得薄弱，往往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有鉴于此，《中医学概论》将此列为一个重点章节，总结性地从“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地土方宜对人体的影响”、“人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机能”和“‘人与天地相应’在医学上的实用意义”等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性的论述，这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吴贻谷先生还认为讲求医德是中医的优良传统，上自中医经典《素问》《灵枢》，下至宋、元、明、清历代名医著作中都列有专篇、专章或专节，是对医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良好教材。因此，在初版的附录中列入“医德”一章，后来事实证明，“医德”是高等医学教育中重要的一课。

2. 再编辞书登峰巅

在完成《中医学概论》等教材的编写工作后，中医药文献研究所的老师们又开展了整理中药文献及中医方剂文献的浩大工程。目前最好的综合性中药工具书——《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目前最好的方剂学工具书——《中医方剂大辞典》就是这批学术整理工程的辉煌成果。

文献是知识的载体。中医药学从远古走到今天，一是靠“医药以人传”，即以师傅带徒弟、老师教学生的方式传播，二是靠“医药以书传”，即靠记载了前人医药实践经验的书籍传播。留存至今的中医药古籍近万种，如何从中筛选出前人用方选药的有效经验以供今人应用并深入研究、发扬广大呢？文献研究所的前辈们选用了编撰中药和方剂辞书的形式来整理前人的实践经验。在辞书学分类中，有历时性辞书和共时性辞书两种，前者是对知识的来龙去脉进行从源到流的总结概括，后者是对断代或当代的认识进行概括阐述。《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采用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办法，即既总结历代经验，又反映现代认识的方法，对中药、方剂文献进行整理，以融会新知，发皇古义。这种方法时限上下2000年，素材遍及经史子集及中外生物、药理、化学各学科文献，工程巨大，其难无比，非皓首穷经，怎能得成？但中医药文献研究所三位杰出的前辈吴贻谷、彭怀仁、宋立人挺身而出，领导各学科的老少群英先后完成了这些学术整理工程，立下了不朽功勋。

首先是《中药大辞典》的编撰研究工作，由于这个工作中所积累的工作经验、所形成的学术作风和传统为其他的学术工程奠定了基础，因此此处着重加以介绍。

《中药大辞典》由吴贻谷先生主持编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中药学著作篇幅最大的一部巨著，全书共1000万字，选收中药5767味，绘制插图4500幅以上，既广收古代医药资料，又博采现代中外文献，资料取舍精当，编纂体例严密，检索全面便捷，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药学界评论此书：“无论在篇幅、收药数、深度、广度、科学性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本草纲目》的水平”。《中药大辞典》的编写工作，是为了适应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展开的。当时中药工具书非常缺乏，应用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书籍，内容古老陈旧、精华糟粕并存，在中药文献整理的首要环节——品种的考证确定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如：有将植物学文献简单地剪贴在药物条头的现象，这些植物文献有些来自日本，原植物在中国根本不产，只是因为中文同名而被放在药物基原项下。品种的确定是中药文献整理的龙头工作，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中药品种众多，同一个药名的药物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来源，而古今药用品种又有变迁，在中药古今文献中因此而有大量的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现象，这在中药文献的整理时便不能简单地将同名的药物文献归在一条下，认定为同一药的历史经验。《中药大辞典》起步于1958年冬季，初由少数教师带领部分进修学员进行，1959年冬吴贻谷先生根据组织安排，率原《中医学概论》编写组人员，转入《中药大辞典》编写组，加入该书编写组中心组参与领导工作，1961年起担任《中药大辞典》编写组组长，直至1979年《中药大辞典》全书出版。此项工作难度极大，从起步到完工历时近20年，实际编写时间亦有13年之久，其中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11月至1966年６月，为编写初稿阶段；第二阶段从1972年4月至1978年，为修改、补充、审稿、定稿、誊清校对、审读清样阶段。当时编写力量单薄，编写经验不足，物质条件既差，又无专用经费，尤其是随着编写工作的逐步深入，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为了澄清一组药物的名实混淆，往往要查阅数十种参考资料；为了追查一个名称的原始出处，有时如同大海捞针；为了改进体例中的某一做法，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不回头返工。作为编写组组长，吴贻谷团结各学科的编写人员，注意发挥集体智慧，克服了多种困难。在工作中他主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以弥补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在撰写和修审稿件时，他提出“条条追根，字字落实”，成为大家的共识。据此原则，在《中药大辞典》内引用的古今文献，其引文大都经过认真选择，二手资料则尽力查对原著，或追查较早的文献；部分现代临床报道，也进行了通信核实。严格的要求，提高了本书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经过几番拼搏，一部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系统总结中医传统用药经验，基本反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药科研成果的图文并茂的巨著，终于诞生。填补了我国现代中药大型工具书的空白，1978年《中药大辞典》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初版第一次印刷12万套，尚供不应求，现在此书已有多种版本。其中国内大陆出版两个版本，即1977—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版的初版本，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缩印本；香港一个版本，即香港商务印书馆1978—1980年向海外发行的初版缩印本；台湾两个版本，即1979年台中市昭人出版社编辑部的翻印本和1981年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新编本；韩国一个版本；日本国一个版本，即1985年东京小学馆全书翻译出版的日文本。据日本《现代东洋医学》杂志1985年第6卷第4号报道：《中药大辞典》经过各领域的专家和翻译100人的努力，用了5年时间译成日文本，于1985年11月在日本出版发行，并介绍说：此书内容最详最新，是中药辞典的最高峰，称作中药大辞典之集大成，的确名实相符，确实是东洋医学和药学工作者必备的名著。

中医药文献研究所彭怀仁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医方剂大辞典》，自1986年至1997年历时11年完成工作。是中医方剂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怀仁先生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之前也是《中医学概论》《中药大辞典》的主要作者。《中医方剂大辞典》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只是因为需要集中力量编撰《中药大辞典》，才使此项工作暂停而至上世纪80年代重启，这导致重新开始工作后，人们首先面对的是大量50年代收集的手工抄录在发黄的草纸上的方剂资料。《中医方剂大辞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方剂文献整理工程，古今方剂之集大成。初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科研课题下达给南京中医学院等7家中医院校，彭怀仁教授为主编，近100位中医专家参编，全书共11册，2千多万字，收录历代（至1986年前）有方名之方剂96592首，每一正辞目内容包括方名、方源、异名、组成、用法、功效、主治、加减、宜忌、临床报导、实验研究、备考等方剂的全部内容。在所收资料的广度上，以及方名、方源与有关内容的考证方面均代表了当代方剂学的最高水平，是一部集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权威性为一体的方剂大典，适应于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研究方剂的需要。此书对保留传统方剂文献，推动中医药文献、理论、临床、实验研究以及新药开发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中管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一等奖，江苏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医药文献研究所宋立人先生主持的《中华本草》是继《中药大辞典》后的又一部中药学集大成的著作，从1989年至2005年，历时16年完成。宋立人先生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之前也是《中医学概论》《中药大辞典》的主要作者。此书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总编为宋立人研究员，参编专家507人，协编单位63家。由于原《中药大辞典》中的现代资料只总结到1973年左右，至80年代末，中药学无论是传统的本草研究还是现代的理化等研究已有新的更多进展，有必要进行再次的学术整理。《中华本草》是全面总结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的传统药学成就，集中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全书共34卷。前30卷为传统中药，包括总论1卷，药物各论26卷，附编1卷，索引2卷，共计载药8980味，插图8542幅；后4卷为民族药专卷，藏药、蒙药、维药、傣药各1卷。前30卷篇幅2808.8万字，引用古今文献1万余种，内容涉及中药品种、栽培、药材、化学、药理、炮制、制剂、临床应用等中医药学科的各个方面。总论分14个专题，系统论述中药学各分支学科的主要学术内容。各论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三大类别，矿物药按阳离子分类，植物药、动物药按自然属性分类；药物分列正名、异名、释名、品种考证、来源、原植（动、矿）物、栽培（养殖）要点、采收加工（制法）、药材及产销、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炮制、药性、功能与主治、应用与配伍、用法用量、使用注意、附方、制剂、现代临床研究、药论、集解23个项目依次阐述历史经验和现代认识，资料不全者项目从略。全书前30卷在1999年10月前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全部出版发行，民族药专卷至2005年全部出版。此前《中华本草》精选本（含535味药物，600万字）已于1998年2月出版。1999年《中华本草》前30卷的出版被评为1999年全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之一，2001年获国家最高图书奖－国家图书荣誉奖，又获第十届中国科技图书一等奖。

3. 薪火相传谱新篇

回顾我校中医药文献学术整理的工作过程，可知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几部煌煌巨著，更重要的留下了他们奋不顾身的工作热情，严谨治学的工作传统，勇于开拓的工作作风，忠诚于中医事业的工作精神。这些是我们建设“最好的中医药大学”的最宝贵财富和最强大力量源泉。中医中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使之造福于祖国，造福于全人类的健康，是今人共同的使命，需要我们学习前辈的光荣传统，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以薪火相传，再谱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