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无人不晓。时隔四百余年之久，当一部篇幅为《本草纲目》20倍、载药数为《本草纲目》5.6倍的药物学巨著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不禁为之惊叹！这就是由国家主持编纂，集中国两千年传统药学之大成并体现当代研究最新进展，被誉之为“新的《本草纲目》”的划时代巨著——《中华本草》。
总共34卷，洋洋洒洒近4000万字的《中华本草》，无疑是一部鸿篇巨制。精美的装帧，图文并茂、全面丰富的内容，又让人爱不释手。轻轻翻开书的每一页，都能读到编纂过程的不易；每一个字每一幅药图，都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创下中华壮举的皇皇巨著，如果不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组织全国65家高等医药院校、科研院所507名专家历时17年共同协作编纂，至今可能仍会是无数中医药工作者心中的一个梦想。
官修本草，愿望成现实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源远流长的古国文明创造了无比灿烂的传统科技文化。本草学，作为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药学的一门学科，是传统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一朵奇葩璀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为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国历来重视本草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早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政府，就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药物普查工作，继而由国家组织23人，历时2年编写了《新修本草》，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也开启了官修本草的编纂史。在此基础上，两宋时期一批官修本草如《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相继问世，整理了宋以前对药物学的认识以及用药经验，成为医生用药的准则，大大推动了传统医药学的发展。“盛世修本草”，每一部官修本草的成功编纂，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家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试想，如果没有国富民强的综合实力，没有经济文化的强大支撑，即便是一个国家，要修撰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本草著作谈何容易？
国力不济，君主不明的时代，只能由民间医药学家来完成这项国家大业。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用毕生精力整理和研究本草，历经27年著成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本草学专著，而且是一部药物学百科全书，传播海内外，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自其问世后至上世纪70年代，400多年内亦不乏本草著作，却无一部能够超越。
然而，400多年来，药物品种发生变化，药物资源不断增加，传统药物学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更加丰富，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中药学科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中药资源、品种、鉴定、炮制、制剂、成分、药理、临床应用等领域不断取得创新和发展，受到举世瞩目。尤其是《中药大辞典》出版发行以后，修撰当代的“官修本草”，及时对中国历史上本草学成就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性整理与研究，继承中医遗产，弘扬中医文化，促进中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以及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成为行业和国家的愿望。
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中医药界的人大代表王群，政协委员王孝涛、王绵之、哈荔田、李聪甫、章荣烈等六位专家提出了由国家组织力量整理和研究本草，修订《中华新本草》的提案，引起了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并组织有关单位积极筹备此事。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后，立即将《中华本草》编纂工作列为重大科研项目。经过4年的考察、论证，1989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华本草》编纂委员会，编委会办公室设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标志着《中华本草》编纂工作的正式开始。
至此，梦想开始起飞，愿望终于变为现实。
众志成城，艰辛化硕果
《中华本草》是一部综合性药物学著作，内容涉及传统医药领域的各个分支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各个方面。要编纂这部巨著，既要旁搜博引，集古今本草和民族药的大成，又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体现新世纪的药物学水平，可以说是一项庞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动员了全国各主要高等中医药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力量，进行协作攻关，并及时协调和解决编纂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中华本草》的编纂实行行政、业务两条线并行的模式。行政工作实行编委会负责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高领导亲自挂帅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编委会办公室及常务总编审组设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在此之下又设立了资源与品种、栽培、药材鉴定、化学成分、药理、炮制、制剂、文献与临床、本草史、药性理论、藏药卷、维吾尔药卷、蒙药卷和傣药卷14个专业编委会。业务工作实行总编负责制，南京中医药大学为总编单位，宋立人研究员任总编，指导总审组和14个专业编委会的编撰工作。各专业编委会负责本专业的初稿撰写和专业审稿工作，常务总编审组负责全部稿件的组装、总审、协调、定稿、校对等工作。
《中华本草》总编、总审定、副总编及各专业编委会正副主任委员均由我国传统医药学各分支学科的一流专家和学术带头人担任，总编宋立人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著名中医药学家；总审定吴贻谷，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中医药文献学家；副总编章国镇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药学家；徐国钧，中国药科大学教授，生药学家；谢宗万，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药炮制学家；王孝涛，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药炮制学家；萧培根，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药用植物学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专家担任副主编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可以看出，这些专家都是中国当代中医药界资深的学术权威，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他们协作的编委和参编人员也都是各单位的学术骨干，可谓是名家云集，实力雄厚。有了这样一个完备的编纂机构，这样一支高水平的编纂队伍，为保证《中华本草》的高质量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这毕竟是一项量大面广、内容复杂、周期长的重大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可贵的是各单位的参编人员不畏困难，对编纂工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无论是年事已高的专家教授，还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本着承前启后、造福子孙后代的信念，不计名利，不辞辛苦，尽职尽责，保质保量完成各自所承担的编纂任务。特别是承担组装、总审工作，同时又是编委会办公室所在地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一直将《中华本草》编纂工作列入该校党政工作重点，由校长亲自担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积极为编纂工作创造条件，切实做好该科研项目的服务工作。
南京中医药大学是我国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学术底蕴丰厚扎实，治学态度勤奋严谨，文献研究成果卓著，作为《中华本草》总负责单位，最多时仅该校投入的人力即多达70多位专家，其中约30多位专家自筹备阶段（1986年）开始，22年一直坚守在这一个项目上。22年，足以使一个青年人变成中年人，中年人变成老年人，老年人变成天上人，但是这些同志们以默默奉献的精神坚持了下来。长期以来，他们不分寒暑，加班加点，埋头苦干。有时发现内容的文献出处不符，甚至在文献中找不到，就反复查找直到找出正确出处；有的将期刊名称或年代、卷、期、页码抄错，或在摘录文献时内容有遗漏，或直接引用二手资料有误，以至真伪难辨，就悉心审定，以达到正本清源，考证翔实的要求；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字，要花去半天时间甚至好几天；有时，为一个化学成分查了几十篇文献，只能用两句；有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出自诸家之手，一味药的论述往往前后相悖，而总审必须一步到位，没有退路。总编宋立人研究员、总审定吴贻谷研究员均年过七旬，但依然为编纂工作老骥伏枥、殚心竭虑。胡烈、洪恂、王锦鸿、赵国平、陈仁寿等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投身在编纂工作中，忘却自我。没有时间写自己的论文、著作，没有时间出门诊，甚至病倒、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仍旧念念不忘，心系本草编纂。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如此全心投入、无私奉献，那就是对完成《中华本草》编纂——这个中医药工作者多年夙愿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正是这种不懈探索的工作态度，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铸就了一个孜孜不倦、默默耕耘的英雄的团队，使得《中华本草》的信实程度，论述深度，超过历代之本草，为《中华本草》的顺利完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经过17个寒暑的拼搏， 2005年12月，《中华本草》30卷本、精选本（上、下册）、民族药卷（藏、蒙、维吾尔、傣药四个分册）相继完成并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举全国之力，上下配合，地域联动，行业协作而完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本草文献整理工程，众人的心血和辛勤的工作迎来收获的季节。
各届支持，关心促壮举
编纂《中华本草》，不仅是我国医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科技文化界的大事，它对于弘扬民族文化，造福子孙后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我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1991年10月19日，时任总理的李鹏委员长在“91'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正式向海内外宣布我国正在编纂《中华本草》，并誉之为“新的《本草纲目》”。1998年12月28日，还为该书题词：“本草大成，利泽千秋，造福人类”。《中华本草》精选本和30卷本出版后，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华本草》精选本首发式和《中华本草》出版座谈会，时任国务委员彭佩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等领导分别出席。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自为《中华本草》题写了书名。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江苏省政府及省有关主管部门等对编纂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国内外中医药同行和关心医药发展事业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向《中华本草》编纂工作献计献策，提出对编纂工作的见解，有的还向编委会捐款及捐献图书资料。特别是西安疑难病医院余文新先生为《中华本草》捐资110万元，他们的义举受到政府、学术界与社会人士的高度赞扬。
可以说，《中华本草》的问世，凝聚的不仅仅是编纂者的汗水和心血，还有社会各界一路的温暖关怀。
全新精准，巨著树权威
《中华本草》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整本巨著内容广博，资料丰富，所涉古今文献一万余种，横跨十几个学科，不仅收集了古今药物品种，还记载了历代本草都没有的化学成分、药理、药材、制剂、栽培、临床报道等中药的现代最新研究方面的内容，无论从收载的药物品种数量和整个篇幅上，还是从学术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本草。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全、新、精、准”。
“全”，是巨著对中药和民族药各领域的成果都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做到没有重大的遗漏，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新”，是书中整理和研究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本草学的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成果；“精”，《中华本草》是从浩如烟海的本草文献中，选取有效信息并进行归纳和融会贯通，形成的精炼得当的结论性成果；“准”，对研究的内容反复推敲，认真考证，去伪存真，保证了它的准确性。
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中华本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工程院彭司勋、王永炎、胡之壁三位院士分别发表书评， 一致认为本书具有资料广泛，选材精当，体例严谨，项目齐全，编排合理，查检方便等特点，是一部研究中药学和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知识最广泛，我国迄今为止篇幅最大、收载药物品种和插图最多，医药结合最为密切，检索功能最齐全，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权威性、实用性的本草巨著。现在，《中华本草》的内容已被教材、专著、论文广泛参考和利用，被作为参考文献达10万多次，成为不言而喻的学术权威著作。
17年，从愿望到权威，漫长的跋涉虽含辛茹苦，却甘之如饴；17年，从《本草纲目》到《中华本草》，跨越了四百年的历史，浓缩着中医人的坚忍和信念。今天，当我们还在为《中华本草》的问世兴奋之时，它早已被永远地载入史册。正如《中华本草》副主编之一的谢宗万研究员，在其《〈中华本草〉赞》中所写：“伟哉巨著，泽被世人。功在当代，惠及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