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中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无果，其中缺少“代表性特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存在“持续的认同感”的潜在软肋。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对“遗产”的理解、中医的属性（文化还是科学）、申报文本表述与外国评审专家的价值取向间的差距等等。

关键词：中医；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

2009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世界遗产大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从100多个候选项目中遴选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76个，其中来自中国的入选项目多达22个，它们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舞、书法、篆刻、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端午节、妈祖信俗。

在这个名录中我们没有看到“中医”！而在2008年10月份报送给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时，“中医”是我国所申报的35个项目中的“首选项”，是决策层认定的“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的“名列榜首”选项^[1]。

其实，此次中医申遗无果，并非所谓的“落选”，而是国家有关部门在2009年年初主动向UNESCO申请撤回所致。至于撤回原因，尽管本人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请的中医申遗专家，但也不知道其中细节。只知道上级要求进一步修改文本，加强附件制作，以更清晰的表述和更扎实的理由，在2010年的申报中争取更多的把握。毋庸讳言，中医申报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2010年的申报结果。

1 如何认识“非遗”？

目前，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省各市对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极其高涨，不遗余力地投身各类项目的申报。不仅中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如此。

从国际组织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宗旨看来，确实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有莫大的好处，可以帮助并促进发展中国家传承、发展不同民族、群体、社区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和独特精神，使这个世界继续丰富多彩。但是，透过现象剖析其本质，我们却可以看出这种保护行动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刻的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全球化的浪潮裹挟着西方文化侵入发展中国家，“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日渐显现，发展中国家各具特色的文化逐渐灭绝，少数民族的青年不会说母语、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与经济、技术一体化不同，这种现象被发达国家的学者们看出了隐患——如果所有的城市都和伦敦、纽约一个样，所有的大门内都和自己家的客厅一个样，所有的电影都是好莱坞的作品，所有的饮食店都卖洋快餐，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呢？吃饱了、喝足了上哪儿旅游观光去呢？

因此，他们提出了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要在西方的“主流文化”之外，还要保留“另类”的文化形态，让他们能有新奇的观光场所，有多样的研究资源，有足够的活态标本。因此，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非遗保护”只是弥补西方文化扩张恶果的一个补救措施。

笔者的分析可能过于消极，但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出于对“另类文化”的快速消失的忧患心理，还是为了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态度，还是出于发达国家的优势意识，“保护非遗”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施舍”行为，反映出一种“后殖民主义”行为特征。这一点可以从UNESCO变化无常的报送条件、审批时间上得到佐证：

2006年前，每两年审批一次，每次一国只允许申报一个；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艺术价值、濒危状态、保护计划；

2008年改为每年审批一次，每次申报项目不限，但每国只能批准一项；不是濒危状态的项目也能申报；

2009年，居然一次就批准了我国22项！

此外，文本字数、视频时间也是反复变化……其变化之快，变化幅度之大，毫无章法，如同儿戏。

即便如此，无论是“后殖民主义”的下意识，还是“施舍行为”的客观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提出，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发展，大多践行着“唯科学主义”原则，“科学”成了霸权，其结果必然是民族文化的萎缩，甚至消亡。“非遗保护”至少能有力地敲击那些盲目西化的神经。通过这些年“申遗”的实践，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得到很大的提升，印证了上述论断。

根据上文所述，笔者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在自己发展中的作用，传统文化发展正常，保护有力，那就根本不用在意要不要进入“名录”，反而应该由UNESCO向所属国请求收录，而不是要求所属国申报。反之，如果所属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申报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可以借此营造一种氛围，创造一种环境，促使区域或国家政府更加重视自己国家或区域的文化形态。

就中医而言，笔者认为申报“非遗”，对于中医的传承和保护有明显的好处。在2010年申报文本中，我国政府向UNESCO承诺的主要保护措施为：

建立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工作室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

抢救性地保护中医的特殊技艺

中医古籍的调查、整理与保护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讲座宣传活动

筹建国家中医博物馆

仅此数项，投入经费将多达数亿元人民币，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医的发展。

2中医申遗存在的两大问题

2.1 学术界的争议削弱了“认同感”

中医作为我国的国粹之一，受到国人喜爱和认同，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事实。但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1月3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社会各界对中医的认识程度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分歧。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2]

根据这个定义可知，世代相传的中医药，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技能，是我国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文化遗产，问题就出在不同人群对中医的臧否不一、学术界对中医属性（中医到底是文化还是科学）争议不断，以及对“遗产”的解读上存在着语意上的误解。

与其他世界级非遗项目比较，中医近年来在国内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如张功耀、何祚庥、方舟子等学者要求“取消中医”，以及国内中医界普遍“西化”严重的现状，严重削弱了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持续认同感”的要求，更难以体现“增进对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学术界对中医属性的争议，导致对中医申遗的态度不一。支持者认为：“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承载着传统医学的文化特性，中医理论的退化与弱化导致传统医学的萎缩。中医理论的文化自觉，昭示着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要求和复兴的希望，中医理论保护是复兴传统医学的首要工作。中医理论是传统医学文化保护的精髓所在、神气所在，中医理论保护更重于中医文化的形式保护、载体保护，是国家对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核心环节。”^[3]反对者认为，一脚不能踏两界，中医既然一心一意想成为科学，那就不可能再是“文化遗产”。有人甚至以“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为例证，力图证明“科学”与“文化”是内涵相距甚远的两个概念、两个范畴^[1]。

还有人认为中医申遗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撰文以“中医药是否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已然成为‘遗产’了吗？中医药是如何成为‘遗产’的？‘申遗’能否促进中医药发展？”四个疑问^[4]，力证“中医药竟然沦落到需要‘申遗’的地步”是我国的大不幸。

更多的人则对中医是“遗产”而耿耿于怀：既然是遗产，那就是过去的、僵死的东西，是陈列在博物馆中、需要保护的文物。

上述现象，无法让UNESCO的专家们感受到中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持续认同感”，从而给申遗造成极大的阻力。此类事件早有前车之鉴：

2002年，南京云锦申报非遗，市长、副市长亲自挂帅，担任正副组长，不可谓不重视。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投入，然而，UNESCO派专家木卡拉实地调查时，南京大学的大学生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云锦！专家们不死心，上街询问市民，但市民们也答不上来。就因为这次调查，南京云锦八年之后才得以通过。

同理，如果UNESCO专家调查时，大量不赞同中医申遗的声音，也势必会影响申遗结果。

2.2 “物化形态”不明确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保护的内容，其本质是“蕴藏在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形态内容”。

所谓的“物化形式”，其实就是所谓的“载体”。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定要有自己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是通过“物（人）”以技艺的形式，能够通过“表演”进行展示。我们从所有入选“非遗名录”的项目中（包括今年中国的22项）可以看出，每一个项目都具备了以“艺术形式”或“技艺形式”或“仪轨形式”等形式来“演示”文化内涵的特征。如，此前的“昆曲”、“古琴”、“木卡姆”、“蒙古长调”都是表演艺术，今年的“蚕桑丝织”、“云锦”、“宣纸”、“龙泉青瓷”、“书法”、“篆刻”、“雕版印刷”、“端午节”，都是可以演示的技艺、工艺、仪式。

《公约》指出：“该遗产是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的组成部分，包括与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段文字中的“实践”、“知识与技能”都需要看得见的形态。国内有学者指出，中医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组成的^[5]，其实，在中医的知识体系内，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要求具备“物化”的载体，无论这种物化是人还是器物，都必须在载体上体现文化特质。

上次中医申报2010年非遗的文本中，简介部分的表述是：“中医是关于生命与疾病认知的传统知识与实践，来源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古老信仰。中医是由经过专门训练或家族传承的‘医师’所持有，医师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或身体外在的表现来认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运用望、闻、问、切的方法诊断疾病，使用多种天然植物和矿物配制药物，并采用针灸、推拿、拔罐、导引等多种方法防治疾病。在中国，民众自愿接受这种医疗方式，并将中医视为其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这一介绍，估计评委们无法一目了然地得知“中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中医太深奥了，老外不懂，他们要求被审查的项目都是能够“表现”或“表演”的东西，不给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是不可能临时抱佛脚去现学中医知识的。

如此看来，“中医”申遗，名称上根本不能鲜明地表现出“形态”的特征。尽管具体内容中包含大量的形态成分，如“四诊”、“针灸”、“气功”等等，但“打包”以后，违背了UNESCO专家的审查习惯。而且，“中医”二字，从字面上就会给专家们以“医学”的第一印象，而医学历来是作为“自然科学”而非“文化”领域内的项目。

从已入选“非遗”的项目看，全都是单一的、指向性极为明确的“单体”项目，我们将大量的单体“打包”成为一个综合性知识体系，是UNESCO专家从未遇到过的现象，能否被所有专家接受？这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主动申报，必须贴近对方的思维习惯和工作程序，而不是让他们来适应我们的预先设想。

其实，在2008年我国申报文件提交不久，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部主任Cecile Duvelle先生于10月31日即来信提出意见（信件编号：CLT/CIH/ITH/0019500008），要求我们：

“更为清晰地论证该项目现有的代表性特征，描述其目前的社会、文化功能……申报材料无需如你们所写的那样，详细描述遗产项目的历史、起源或古老性等等，而是应当重点描述其现状。”

据我理解，文中“代表性特征”就是指的“物化形态”，他要求我们提供一个类似于“古琴”、“昆曲”那样的看得见、听得着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中医”这样一个博大知识体系的名称。于是，悖论出现了：

①“中医”是知识体系，不可能给出“形态特征”；

②“四诊”、“针灸”、“气功”之类的中医技术具备形态特征，但我们又无法在限定的200个英文单词篇幅内表述那么多的内容。

Cecile Duvelle先生委婉地批评了我们的文本撰写，过于“详细描述遗产项目的历史、起源或古老性等等”。这是我国八股文式的文稿通病，喊口号式地宣传自己“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即信中所说的“历史、起源或古老性等等”），已经招致了人家的反感。

3中医“申遗”之路如何走下去？

中医“申遗”始于4年前：2005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文化部报送了《中医药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草案》，正式申请国家级“非遗”。该草案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 八部分“打包”成一个项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同一批申遗项目中首屈一指，也明显不同于其他项目的“单体”形式。

2006年2 月，中国文化部公布了我国第一批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单，中医还是以“打包”的形式出现在名单中。与此同时，还独树一帜地成立了“申遗委员会”。但是，在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却并没有像《保护草案》申请的那样被“打包”，而是成为“传统医药”大项下九个小项：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

经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审议委员会的两年努力，于2008年正式向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递交申报文本和各种附件，但于2009年初被主动撤回。

目前，申报2010年世界级非遗的表格和附件被重新撰写、制作和申报，但申报文本仍然存在上文所述的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略，其实是国家层面决策层应该加以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既然申报工作成为政府行为，那么就应该有志在必得的把握，认真组织专家改变或完善申报方略，认真解决“持续的认同感”、“代表性特征”两大核心问题，是决定申报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医药领域而言并非难题，只需要顺应UNESCO审批非遗项目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中医申遗应该是毫无悬念。但是，如果以现有的思路和方略，2010年的结果依然不容乐观。